李宗仁:桂系领袖的传奇一生


来源:第一范文网    发布时间:2016-12-27 10:53:00

  李宗仁(1891.3.13―1969.1.30),字德邻,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1935.4.1),桂系领袖,爱国将领,著名的军事家、统帅。

  李宗仁生于1891年3月13日。家里历代务农,是一个地道的农家子弟。他兄弟姐妹八个,在本房男性中排行第九,故村里人都叫他“老九”。他六岁那年,就跟著身为私塾先生的父亲李培英读书。后来进省城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就读。初到城里,衣著不甚入时,举止言谈都带几分乡土气,城里的同学讥笑他是“乡下的傻瓜”;加上数学、英语等新式学科跟不上,期终考试在榜上“坐了红椅子”,分外觉得难为情,读了两个学期就辍学了。不久,就到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当学徒。1908年冬,考入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生),从此便开始了一生的军人生涯。

  武昌起义爆发后,广西陆军小学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编于第二队,学习步科。他身体健壮,胆大敏捷,性喜驰骋,闲时便以练习骑马为乐,马术在同学中首屈一指。学习也非常用功,每次考试总在前三名以内,颇为师友所推崇。1913年秋毕业后,被选拔到南宁将校讲习所,曾任准尉见习官、少尉队附等职。一年后该所停办,李宗仁回到老家。次年春,应聘在桂林省模范小学任高级班军训教官。但他觉得自己是个职业军人,在文科学堂执教决非自己的素志,时时想著重返军界。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西南军政各界群起兴师讨袁。李宗仁经故旧介绍,投入林虎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六军,在步兵七旅十三团二营,当了一名中尉排长,参加了讨袁的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随林虎部转而讨伐粤督龙济光,在此役中负伤,晋升连长。1917年秋,他所在营北上入湘,参加护法战争。战后,年仅二十五岁的李宗仁升任营长。1920年8月,参加第一次粤桂战争,在莲圹口一役,他带领全营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冲破了天险峡谷,开辟了四会和肇庆的唯一通道。从此,他声名大噪,以勇敢善战闻名两粤。战事告一段落后,广东护国军番号取消,改称为“粤佳第一路边防军”。翌年,粤桂战争重起,他升任帮统,随陆荣廷右翼南路主力军,堵截陈炯明部入桂。在高州一战,被敌突破,人马杂沓,争过浮桥,纷纷挤落江中。李宗仁幸好身体强壮,泳术不弱,奋游上岸,回师解玉林之围,又被升为统领。后来,第一路边防军退至广西的六万大山,司令黄业兴统率大部队进驻广东,因李部都系广西人,不愿随去,便留驻六万大山。不久,被陈炯明收编,改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年尚不过三十的李宗仁任该路司令。

  粤桂战争结束后,李宗仁率部驻扎玉林五属。这时,广西全省骚然,八桂无主,各自称霸。他在五县绅商支持下,也将“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改称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通电就任该路军总司令。不久,黄绍率领所部干余人加入该军,使李宗仁的实力大增,共有人枪三干余。他操持所辖七县的军政大权,一面整军经武,一面修明地方吏治。后来,李宗仁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孰料此即我日后披荆斩棘,削平群雄,统一广西,参与北伐,使八桂子弟足迹远达山海关的起点。”

  为了改造旧军积习,提高军队的水准,李宗仁在安排民政人事的同时,集中精力抓紧整饬军纪,培训干部。他在玉林办了一所干部教练所,调本军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前往受训;并招收一些中学毕业青年入学,培训后充任下级军官。另外,还附设教导大队,训练班长以及足以担任班长的上等兵,充实部队的基层干部。

  在广西各军互不相属,远交近攻,以大吞小的激烈争夺中,李宗仁则采取“内刚外柔”的策略,与各部势力虚与委蛇,以便养精蓄锐。待机大举。1922年秋,东山再起的陆荣廷被北京政府委任为“广西边防督办”。他意图乘广西混乱之机,掌握全省政权,取消自治军的番号,明令李宗仁的“第二路自治军”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委任李为旅长。李宗仁感到自己“实力有限,未便与陆氏龃龉”,对陆的委任既不正式接受,也不正式拒绝,以改头而不换面了之。同年11月,盘踞桂北一带的沈鸿英统领两万余众,企图收编各处自治军,囊括广西全省,曾派遣其儿子前往玉林做说服工作,意欲收编李宗仁为所部师长。李宗仁虽感沈部实力强于自己数倍,但认为沈在桂林,“鞭长莫及,莫奈我何”,便坚决拒绝收编。

  1923年2月,黄绍欲乘两广政局纷乱图谋向外发展,打算应沈鸿英密召,前去广州。李宗仁深知黄绍是个不受羁縻的干才,便支持他向外进取的要求。但对黄说:“冒险犯难是青年革命军人的本色。不过自中山回广州再度组织革命政府后,对沈鸿英的骄横跋扈已严加制裁,相信不久必定爆发战争。此时只可与沈氏及其左右虚与委蛇,一俟战争白热化,沈军不支之时,即乘虚袭取梧州,而与大元帅府所辖粤军相呼应,籍以沟通粤桂革命势力。”黄绍听了深以为然,放弃去广东的计划。不久,沈鸿英果然被北京政府委任为广东军务督理,随即通电孙中山离开广东,战事遂起。黄绍被孙中山委任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立即出师梧州。这时,李宗仁又同前来求援的白崇禧彻夜密谈,论列当前两广全盘局势。他说:“此后彼此应佯作分道扬镳,以免树大招风,遭人妒忌”;“等待他日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并叮嘱说:“此一决策,只让高级干部三数人知悉,其余则严守秘密,以免债事”。黄绍占领梧州后,便独树一帜,自设“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与李宗仁屯兵玉林,互成犄角。

  是年秋,李宗仁将部队改称为“定桂军”,与黄绍约定,分别自梧州、玉林出动,夹击驻防在横县、宾阳、桂平、平南等县的陆云高部。仅历时两旬,未经剧烈战斗,陆部便全部瓦解。从此,李宗仁和黄绍就占领了从贵县到广州的整条西江,与陆荣廷、沈鸿英两部势力形成鼎足之势。

  1924年初,陆荣廷企图占有梧州,打通自南宁至广东的水路,一则可以驾驭全省,二则可伺隙进攻广州。欲委任李宗仁为“前敌总指挥”,东下讨伐黄绍。李宗仁忖度陆的策略,他想:广西绝不可三雄并立。陆要统一广西,则必择沈鸿英或我,先去其一。如与陆决裂,陆必联沈以制我。于是,他从政略、战略上的利害说服陆荣廷转移目标,以度难关。不久,陆荣廷果然亲率精锐数千人北上出巡,师至桂林城郊。沈鸿英感到很大威胁,乃挥部星夜疾进,将桂林城合围,双方鏖战三个月之久,死伤惨重。这时,坐山观虎斗的李宗仁忽闻陆、沈开始媾和。他认为,双方和议如成,则广西仍是三分之局;陆、沈还要合而谋我,决不能坐失良机。于是电约黄绍到桂平紧急密议,作出“先陆后沈”的决策。5月,他们乘陆、沈和议未成之机,从水陆两路分进,合击陆荣廷部,会师南宁。经过一番工作,消除部属异志,李、黄两部重新联合,正式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李宗仁任总指挥,继续讨伐陆荣廷残部。9月,陆荣廷通电下野,结束了在广西十余年的统治。

  年底,孙中山将李部改编为“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下辖两个军,委任李宗仁为督办,兼任第一军军长。正当准备挥戈讨伐沈鸿英之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从北京传来,曾拒绝孙中山的要求,不愿充任大元帅府副统帅的唐继尧,忽然通电就职,并拟自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李宗仁见其野心勃勃,态度蛮横,心里不服,便将唐派来接洽的代表拘押起来。为了拒唐东犯,他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利用唐军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的空隙,先讨平沈鸿英,以除后患,再回师合力抵抗唐军。

  事情很巧,不几天,沈鸿英以“建国桂军总司令”名义,指挥大军出发。李宗仁则采取“迅速捕捉其主力而歼灭之,不在争一城,夺一地”的策略,集中主力,实施总攻击。经过数日激战,沈部全线崩溃。沈鸿英在逃遁之前,约集桂林绅商话别时说:“我沈鸿英十余年,带兵数万,横行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我奈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

  正当李宗仁讨沈军情紧急之时,唐继尧令其号称“建国军”的滇、黔两省部队约六万余人,分三路东下。这时,广州大元帅府发出通电,声讨唐继尧;并先遣驻粤滇军范石生部入桂增援李宗仁。经过昆仑关和沙埔两大战役。唐军溃退回滇。

  李宗仁和黄绍、白崇禧合作,不出三年时间。消灭陆荣廷、沈鸿英等部,击退唐继尧东侵之师,将得势享名的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等一一剪除,于1925年秋统一广西。

  在李宗仁统一广西的同时,广东经过二次东征也初告统一。1926年初,双方通过会晤,两广正式统一于国民政府号令之下。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李宗仁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月间,广西两个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

  7月,北伐战争的序幕揭开。李宗仁率领第七军的十二个团,二万余人,分成第一、二路军,次第入湘,会同李济森的第四军,援助湘军唐生智部,讨伐吴佩孚。他的爱人郭德洁女士,时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也担任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队长,带领百余名二十岁上下的女青年随军北伐。当时,两湖是北伐战争的王战场。正在向冯玉祥国民军进攻的吴佩孚,闻知两广派兵援湘,遂将北军精锐南调,以宋大霈为第二路司令,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担任右翼临澧、常德一带防务;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率谢文炳师担任左翼作战;以鄂军夏斗寅旅加入贺耀祖、刘金州等部进入湘西,董政国为第四路司令率两个旅为总预备队。一时大军云集,大战迫在眉睫。7月4日,第七军的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第四军的陈铭枢、张发奎师和唐生智部,三路大军同时向吴军发动攻击。11月,克复长沙,北伐军一举成名,震动全国。李宗仁所部也成为北伐军的一支劲旅。随后,北伐军和敌军相持于汩罗河两岸,双方都在作第二期作战准备。

  8月12日,李宗仁参加了蒋介石在长沙召开的军事会议,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当时,北洋军阀的三个主要派系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实力,约在百万以上;而北伐军的基本力量仅仅十余万人。若要扫荡军阀,统一全国,则必须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但首先攻谁?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对鄂暂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对孙传芳取攻势,旨在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李宗仁竭力主张乘吴佩孚部南北疲于奔命之时,速战速决,分割围歼,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蔽,扼守武胜关,北可进窥中原,直取幽燕;东则沿江而下,底定东南。会议同意了他和唐生智等人的作战提案,决定主攻武汉,对赣采取监视态势。参加会议的苏联顾问加伦(布柳赫尔)将军,在会后闲谈时问李宗仁,北伐军从汨罗河出发,打下武汉需要多少时间?李宗仁回答说:“我看有十四天的功夫,便可打到武汉。”加伦听了不以为然,认为要四十天,还以两打白兰地酒为赌注,打起赌来。结果,北伐军只用了十二天,就打到武汉。

  在攻打武汉战斗中,李宗仁为右纵队指挥官。8月19日,他率领四、七两军,循武长路齐头猛进,强渡汨罗河,夜袭汀泗桥,进逼贺胜桥。

  贺胜桥是武昌的门户。自汀泗桥失守后,吴佩孚席不暇暖,从武汉率师南下,亲自指挥固守这个战略要地。他将亲率的第十三混成旅、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刘玉春的第八师等精锐部队,设防于桥前高地杨林挡、王本立一线,兵力不下十万人;还配有铁甲车和山炮、野炮数十门,重机枪二百余挺,纵深构筑工事,凭险据守。这时,北伐军前方高级指挥官也聚集于咸宁县商讨进攻之策,决定由李宗仁直接指挥作战,唐生智率第八军为总预备队,并调第八军何健师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汉阳,以袭吴军之背。8月29日,李宗仁令第四军沿铁路挺进,直逼贺胜桥正面;第七军从咸宁东北出发,由王本立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夏威率两个旅为右翼,胡宗铎率两个旅为左翼,与第四军并肩齐进。当时,吴佩孚部队在北洋军阀中素以能攻善守享有盛名;而第四、七军是北伐军的中坚,双方都以最大的本钱作孤注一掷,战斗十分惨烈。北伐军正值士气旺盛,倾全力向正面战场冲击,守军全线动摇。吴佩孚见情势危急,亲率卫队、宪兵队、军官团、学生队到桥头督战,以壮声势;复排列机关枪、大刀队于桥头,凡畏葸退却的,立被射杀;并手刃旅、团长十数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以示有进无退。但北伐军越战越勇,锐不可挡。吴军溃兵因后退无路,被迫向督战的大刀队发起反冲锋,一哄而过,夺路而逃,全线溃败。

  直捣武汉后,北伐军分三路东进,继续讨伐孙传芳。李宗仁率领第七军为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挫若溪、德安、王家铺之强敌,先后歼灭孙部之精锐谢鸿勋师和第三方面军的卢香亭部,击溃孙部第五方面军的陈调元部约三师之众。但经过三次大战,第七军两万余人,死伤达四千以上,基层干部伤亡三分之一,折损两名团长和一员机关枪大队长,元气为之大损。11月初,稍事补充后,李宗仁又担任左翼指挥官,率领第四军、第七军等部,继续肃清赣北孙传芳部。在程潜所率第六军的协同下,经马回岭、涂家埠等战斗,相继克复九江、南昌。孙传芳逃回南京,北伐军遂底定江西

  这时,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逐渐暴露,随即发生了“中央北迁问题”和“反蒋运动”。李宗仁认为,中央迁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但军队调遣,继续北伐,则应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指挥。他对蒋介石表示:“大敌当前,不听指挥即等于自杀”。他同苏联顾问鲍罗廷交谈时也说:“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次年1月,李宗仁被蒋介石任命为中路江左军总指挥官,统领第七、十、十五军,沿江东征,直抵安庆,陈调元举部二万余人附义。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议决党政中央俱行改组。李宗仁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抵达南京、上海,同蒋介石、白崇禧等密谋“清党”反共。他对蒋介石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并主动提出将第七军一部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经蒋介石同意后,立即电令夏威、胡宗铎两个师,自芜湖向南京进发,作为初期“清党”的部署。

  同年4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进行第二次“北伐”,李宗仁受任南京军事委员会第三路总指挥。5月,他率领五个纵队向北推进,于8月间与何应钦所率第一军相策应,在栖霞、龙潭一带,与敌展开激烈交锋,终于将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击败。至此,南半个中国遂先平定。随后,李宗仁被任命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国民党五中全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各系军阀相继展开争夺。李宗仁之桂系在混战中败北,退回广西,苦撑残局,以图再起。

  1928年7月北平编遣会议“纠纷”后,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加深,一再向李宗仁表示要对付冯。早在北伐军占领长沙时,李、蒋就有“桃园结义”之谊,拜见异姓兄弟,交换了兰谱,共同立下了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这时,蒋对李说:“冯五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要李宗仁这个“异姓兄弟”,“同心一德”,共同对冯。然而,李宗仁却感到冯不易对付。他对蒋说:冯氏统兵十余万,下面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容易对付,无数个冯就难对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线索子”。有这线索子在,有事便拿著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这索子断了,钱散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蒋见李不“同心”,便也不“一德”了,即变“近交远攻”之策略为“远交近攻”,对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暂采取怀柔敷衍政策,首先对付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

  次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在这之前,蒋介石秘密将大批武器,取道江西,运往湖南,接济该省省主席鲁涤平,暗中作好对付第四集团军的准备。后来,何健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对武汉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团军似应采取自卫行动。当时,李宗仁在南京,他部下的夏威、胡宗铎、陶均三个军长得报后,至为焦急,深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便对鲁涤平采取军事行动,这就发生了“武汉事变”。4月初,蒋介石便借此事坐镇九江指挥,令刘峙等率大军数十万,水陆两路,沿长江西上,直捣武汉;同时派遣俞作柏、郑介民潜入武汉,分别活动夏威部的师长李明瑞、杨腾辉倒戈。面对蒋介石的大军,夏、胡、陶也以夏威为总指挥,拟在武汉外围抵御。不料夏威忽患白喉,乃临时将前线指挥交李明瑞负责。李在黄陂召开前线指挥官军事会议,当各师、旅长齐集后,便即席宣布“服从中央,反对胡、陶”的王张,立即将与会指挥官拘留。夏威等三军长看到李等向蒋输诚,决定放弃武汉,率部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退却。刘峙等部进占武汉后继续追击。夏、胡、陶见大势已去,于4月21日联合通电下野,其余部队全被刘峙等部包围缴械。紧接著,蒋介石又命令各路大军向广西合围。

  在这之前,李宗仁已从南京潜回广西梧州,与黄绍、白崇禧共商应急之策,由黄出面,向国民党中央通电,要求休兵。但蒋介石命令黄绍把李、白解送南京,将广西的第十五军缩编为一师一旅。李宗仁见休兵无望,便作出“先下广东,剪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的决定,命黄、白率第十五军兼程东下,攻打广州。随后,自己便前往香港。5月中旬,黄、白败回广西后,将部队悉交师长吕焕炎指挥,从南宁出走越南,不久也转到香港。蒋介石即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区编遣主任。这样,广西全省便为南京政府所统一。

  这年10月,李宗仁从香港乘船,经海南岛,抵达西贡。二十天后折返海防。这时,李明瑞、俞作柏因联合张发奎反蒋,被南京政府免职,改委吕焕炎为广西省主席。惟吕声望不符,不敢遽尔就职。广西军界及民众团体便派代表前往海防,邀请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回桂主持军政大计。秋冬之交,李宗仁取道广州弯遄返南宁,与先潜回广西活动的黄、白重行聚首,共商善后,伺机再起。

  此时,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采取联合军事部署。李宗仁遥相呼应,即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黄绍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辖第三、八两路军。1930年3月,国民党各派反蒋人士在北平发起召开“扩大会议”,会商准备组织新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实行军事改组。李宗仁即派叶琪、胡宗铎等代表前往参加。3月15日,鹿钟麟等五十多名国民党将领联合通电全国,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4月1日,李宗仁和冯分别于所在地联衔通电就职,并将广西的第三、八两路军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自任总司令,下辖第一、二、三路军。

  这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李宗仁决定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冯、阎会师中原。22日,他将部队集结桂东,分三路秘密入湘,很快占领了衡阳、长沙、岳州,前锋已入湖北,预计一星期后即可攻占武汉。可是,当他挥师继续北进时,其后路交通重心衡阳突为粤军蒋光鼐所占,部队顿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这时,李宗仁面临两种抉择: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直取武汉,还是回师会攻衡阳,待克复衡阳后再继续北进?他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将部队自长沙一线南撤,围攻蒋光鼐于衡阳。但因给养中断,军心涣散,加上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而粤军的增援部队云集。6月底,双方复在湘南展开激战。尽管李宗仁亲赴前线督战,终以缺粮,无法维持,不得不将部队撤回广西。

  为应付广西当前危局,李宗仁以柳州为发号施令中心,整顿部队,择要固守。在战略上对湘、粤军取守势,令白崇禧,黄旭初率领部队,向占领南宁的滇军卢汉部进行夹击,将滇军驱逐出境。正当他举部进击侵入桂境的粤军时,广东与南京之间发生矛盾,蒋介石借助中原大战胜利的余威,企图利用“约法”,出任总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反对“约法”被幽禁汤山。粤籍国民党中委对蒋独裁不满,纷纷南下集议广州,以陈济棠等实力派为主,策划反蒋援胡。因此,桂、粤两军通款言和,李宗仁乃兵不血刃,将梧州以西和平收复。次年5月,不愿与南京合作的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李宗仁应约参加,被选为委员。会议决定在广州成立新的国民政府,通电蒋介石下野,并将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集团军。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上讨蒋。蒋介石也调兵遣将,预在湘、赣一带堵截桂、粤两军。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各界纷电宁、粤双方息争对外,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广州方面也撤销国民政府,另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政府表面上复归统一。这年底,李宗仁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随后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抗日战争期间,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宫,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

  在这之前,李宗仁曾著手治理国民党内争给广西带来的疮痍。他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自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1934年,他召开广西省“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制订了“广西建设纲领”。在全省实施“寓兵子民”政策,“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培养民众“自卫、自治、自给能力”。同时,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建立兵工厂,以谋自给。他还扩建空军,开办航空军事学校,配有美、英、日各式飞机五六十架。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在两个月之内,将原来十四个团的常备军,迅速扩编到四十八个团,组编为四个军。开赴抗日前线。

  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如何进行有效的抵抗?为了回答这个战略性的问题,李宗仁在进行抗战动员准备时,曾发表了《焦土抗战论》,讨论抗日战略。他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

  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值时,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次一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李宗仁刚到徐州时,居民迁徙一空,市面萧条。为了安定人心,他每天清晨或午后,都要骑著马在街道上巡视一番。此时,他的心情虽然极其沉重,但却故作悠闲。市民见司令长官尚有如此闲情逸致,出来遛马,相信战局可能稳定,乃相率回市,开店复业,市面恢复繁荣。随即,他组织抗战青年团,发动民众抗日运动。

  南京失守后,中日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到1938年2月,日军为迅速打通津浦线,便以津浦线南段的第十三师团从滁县北犯;津浦线北段的第十师团自济南沿铁路线南下,第五师团沿胶济线东进,与海军会师青岛,转而南犯。三路大军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夹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与敌军相火拼,他抓住敌军骄狂之弱点,运用自己数万之哀兵,与敌展开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退我打”,周旋数月,先后将强敌阻于明光、滕县,挫于临沂,成为台儿庄大战前的序幕战。

  台儿庄位于山东省南部峄县境内,靠近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的交叉点,西临微山湖,西南连运河,东西是三角形山地,为水陆交通要道,系徐州的一个重要屏障。3月17日,日军第十师团在攻占滕县后,不顾其左翼第五师团被阻,也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呼应,却孤注一掷地向台儿庄扑来,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线的首功。

  李宗仁侦知日军的意图之后,正确地分析了敌情。他抓住日军急于打通津浦线的骄狂心理,定下了“固守台儿庄及运河一线,诱敌来犯,断敌后路,相机实施反包围,聚歼日军”的作战方针,他先令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的第二十七、三十师,布防于运河一线及台儿庄以西;以第三十一师主力固守台儿庄,以一部于台儿庄东西两侧支援核心阵地作战;将第二十军团部署于向城、洪山镇一线,阻击北面之敌,并相机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敌主力进到台儿庄时,即南下袭敌侧背。

  3月24日,日军第十师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开始猛烈围攻台儿庄。守军第三十一师官兵英勇抗击,以灵活的战术,同敌军周旋。27日,日军主力全被吸引于台儿庄附近。李宗仁见歼敌时机已经成熟,即令第二十军团以一部监视当面之敌,主力迅速南下围歼台儿庄的日军。28日,敌军对台儿庄的攻击更加猛烈,战斗形势越来越艰难。李宗仁命令所属部队,坚持到最后胜利。守军第三十一师的全体官兵奋勇抵抗,与敌展开肉搏,坚守了阵地。此时,李宗仁严令第二十军团,以主力攻击台儿庄以北之敌的侧背。31日,为策应被困在台儿庄之日军,在临沂受挫的日军第五师团,以沂州支队再攻临沂,被守军第五十九军、四十军击败。随后,敌又以板木支队和沂州支队星夜转到爱曲方面,驰援台儿庄,企图解第十师团之危。该敌先被汤恩伯部所阻,继则进入包围圈。4月4日,李宗仁指挥守军全线进攻,内外夹击台儿庄附近之敌。经激战至7日凌晨,歼敌第十师团大部和第五师团一部,日军残部窜往峄县。整个台儿庄战役,毙伤日军二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成为抗日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其统帅部深知徐州不可轻取,非调集重兵,四面合围,断难打通津浦线。4月间,遂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精锐部队十三个师团,共三十万余人,配备各种重武器,辅以飞机数百架,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法,分六路向徐州实行大包围,企图速战速决,歼灭第五战区野战军主力。这时,第五战区加上增援部队也不下六十万。李宗仁认为:“我方在徐州一带平原,聚集大军数十余万人,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当各路敌军向徐州步步合围时,他令所部各路守军,作稍事抵抗后,即相机撤向山区、湖沼地区,进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与敌人纠缠了月余。在力量不济的情况下,于1938年5月放弃徐州,但取得了歼敌三万余人的战果。

  至此,李宗仁充分运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与南北两路日军周旋了五个月零六天,粉碎了敌人迅速打通津浦线的计划。随即将主力部队撤往西南山区,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个战略据点。他先后参加指挥了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以及豫南、鄂北等诸战役。

  1943年秋,李宗仁调离五战区,任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五、十战区。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

  与李宗仁一起共过事的程思远,在评论他这段经历时说:“李宗仁先生晚年的政治生涯,以竞选国民政府副总统开始,从此卷入美蒋矛盾的旋涡,并使蒋桂矛盾进一步激化。”

  1946年11月,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次年初,国民政府声称从速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这时,正值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部队处处失利,人民解放军已打进国民党统治区,美国政府对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失望。7月23日,杜鲁门特派代表魏德迈来华,对国民政府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8月24日,魏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所设的欢送茶会上,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声称:、“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半个月后,美国驻蒋介石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司徒雷登,又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报告,说:“象征国民党统治之蒋介石氏,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有目之以过去的人物者。……李宗仁之资望日高,彼对国民政府无好感的宣传,似不足置信”。表明这时司徒雷登已经向美国当局举荐李宗仁以取代蒋介石了。

  10月间,李宗仁便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开始,桂系首要人物白崇禧、黄绍等,不了解其竞选的政治背景,认为成功的希望很小,如果硬要竞选,势必引起李、蒋之间的严重磨擦,特派黄绍、程思远等人,先后飞往北平劝说李宗仁打消此念,但均未奏效。1948年3月,李宗仁在北平中南海对新闻记者首次发表竞选副总统的谈话,并在南京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正式参加竞选。

  可是,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宗仁意料之外。3月16日,蒋介石召见孙科,支持孙出来竞选副总统。这么一来,李宗仁的处境就大大不妙了。当时,竞选副总统的国民党人还有于右任、程潜。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又作出特别决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派陈立夫负责国民大会的党团干部会议,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其约束,违反者予以党纪制裁。4月3日,蒋介石召见李宗仁,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孙科),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根本不听蒋的“劝告”,当日就和于右任、程潜建立竞选副总统的联合战线,一致反对候选人由党内提名的决定。

  李宗仁与于右任、程潜的举措,得到了复兴系、三青团地方干部的广泛支持。原来,抗战胜利后,“cc”系与三青团分子的矛盾日益激化。按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统一党团组织案》规定,三青团并入国民党。自此,各省、市、县的国民党主委由“cc”系分子担任,而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大部分是复兴系分子)担任,彼此互相争夺权利日趋剧烈。在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前夕,三青团的地方干部大部分以国大代表身份来到南京。他们认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成立党团干部会议,支持孙科竞选如果得胜,蒋介石将更加信任陈立夫,即“cc”系更加得势,对三青团不利。为了对付陈立夫的“cc”系,蓝衣社、黄埔系、三青团的一些骨干分子,一致支持李宗仁竞选。

  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前两次投票结果,李宗仁得票都是领先,孙科次之,程潜第三。但因没有一人所得票数超过代表总额的一半,依选举法规定,必须继续进行选举。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挟他们把为程潜争得的所有选票全部改投孙科,程潜严词拒绝。李宗仁也连夜召集白崇禧、黄绍、黄旭初、程思远等商议,最后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对策。第二天,李宗仁、程潜在南京各报发表放弃竞选的声明,披露这次国大选举副总统存在著某种压力,使各代表不能本其自由意志投票。李、程放弃竞选的行动激起了其支持者的愤懑情绪,纷纷罢选,致使国民大会不能如期举行。孙科处境尴尬,也被迫放弃竞选。蒋介石看到选举将要流产,只好请白崇禧劝说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第四次选举结果,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

  李宗仁竞选胜利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更加激化了。事隔一个多月,蒋介石就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之职,调离南京总统府,任华中“剿总”。白夫人马佩璋有一天对程思远板著面孔说:“你同邱毅吾(即邱昌渭)做了一桩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开始,白崇禧拒绝接受此项任命,跑到了上海。后来,黄绍奉蒋介石之命,前往上海做劝说工作。黄开门见山地对白说:“人家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太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把广西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出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而数利吗!”白一听此说,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商谈后,于6月底到汉口就职。

  在李宗仁就任副总统的这一年,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且这种变化还在进行之中。10月,也就是长春解放的关键时刻,司徒雷登针对蒋介石集团面临土崩瓦解的恶劣情势,向马歇尔主持的国务院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第二项即“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与李宗仁”,并悄悄地进行和谈活动,以期借此迫蒋下台。

  不久,白崇禧也忽然从汉口发出“亥敬”电(亥:代十二月;敬:代二十四日),呼吁蒋介石与中共恢复和谈。电云:“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30日,白又向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

  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条战线上的致命挫折,不得不开始从财产转移、人事安排等方面作下野准备。这时,他召见吴忠信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了,去留由你决定。”并任命吴为总统府秘书长。

  这年除夕,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设晚宴,邀请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其他军政要员吃“团圆饭”。他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并不时地用探询的目光看看李宗仁,而李宗仁却不动声色。蒋介石大为恼火,待张群把《文告》读完后,便直接询问坐在右旁的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声称“引退”。其实蒋介石并没有下野的准备。司徒雷登看到蒋发表《文告》后,迟迟不肯下台,非常焦急。1月17日,司徒雷登秘密前往李宗仁在傅厚岗的官邸,研究他们的燃眉之急。司徒雷登还没有落座,就气急败坏地说:“蒋介石先生也太不识时务了。做为一个绅士,我简直为他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羞惭。《文告》发表半个多月,可他还是赖在总统的位置上,不肯滚蛋。”李宗仁很清楚,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为自己登上国民政府总统的宝座,提供了可贵的机会。但他却采取“欲擒先纵”的策略,故意显得对于此事不十分热心。他说:“大使先生对中国的局势十分关怀,这是国人所共知的。至于蒋介石总统的进退,也只看局势的发展,听其自然。”

  1月21日,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凄然地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李对这个“代”字极为不满,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白崇禧也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但法律权威的结论是;“蒋先生辞职未经国民代表大会批准,李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必须由国民代表大会追认,在法律手续未尽之前,李先生只是代行总统职权尸

  李宗仁无可奈何,于1月22日就任代总统。他发表文告说:蒋介石“轸望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发表的官样文章看,蒋之所以下野,乃是为了“弭战消兵”;而李宗仁之上台,亦为“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其实蒋之“引退”,决非出于本心,而是形势所迫。董显光承命所著的《蒋总统传》就毫不隐讳地说:蒋“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的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没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

  而这时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隔江而治。因此,他一上台,就积极进行“和谈”活动,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垂亡。同时,整顿军队,加强实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隔江对峙,分庭抗礼。然而,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如意算盘。蒋介石下野之前,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引退”后,在溪口建立电台七座,控制国民党的军政事务。

  李宗仁上台的当天,为了表明企求“和平”的减意,电邀李济深、章伯钧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同时指示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彭昭贤为和平代表。23口,他听到中共广播关于和谈四条声明后,于第二天又指示行政院办理“七大和平措施”。但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实际上敷衍塞责,并以“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为由,决定迁往广州。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谓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李宗仁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承认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一事,事前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委员联席会议讨论。结果李电发出后,溪口即有长途电话同孙科接触。第二天,内阁要员就悄悄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这时,蒋介石又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移往广州举行,俾与孙科的行政院密切联系。这样,把李宗仁孤立起来,使其不能代表南京国民党政府与中共进行和谈。

  在这期间,李宗仁为落实其所谓“七大和平措施”,释放“政治犯”,曾先后以“代电”和亲笔信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而顾祝同却把这一事推给陈诚、张群。他只好又派程思远专程到台湾与陈诚面商此事。陈与顾祝同一样,采取颐左右而言他的策略,对程思远说:“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象囚禁张学良这件事,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所以我也不闻不问。”程知道释放无望,便返回上海。

  不久,人民解放军经过淮海战役后,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2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李宗仁等主张将主力自南京向长江上下游延伸,江阴以下江面辽阔,不易强渡,可不必用重兵防守。而掌握实权的江防司令汤恩伯,声言此方案大违总裁意旨,要将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广有的人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与其争辩。汤却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说著,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李宗仁望著何应钦、顾祝同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在经济方面,李宗仁接过来的也是一个完全崩溃的乱摊子。原国库里的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蒋介石早已密令运往台湾。为了维持军政开支,李宗仁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从台湾运回一部分银元、金钞备用,但负保存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充耳不闻,无言抗命。这样,李宗仁主持的国民政府便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元卷”,致使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

  面对这种情况,李宗仁在南京与黄绍、黄旭初等会晤。他说当前的处境,主要是溪口操纵,广州背弃,府院分裂,一筹莫展。2月8日,他派黄旭初携函前往广州,访问孙科、吴铁城。孙表示:初到此地,布置未妥,一时不能即返南京。12日,他又请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童冠贤飞往广州,劝行政院返京办公。次日,于、童返京复命,未能完成任务。14日,他命令内阁回京,孙科称病不应。20日,李宗仁突飞广州,向孙科伸出合作之手。次日,由吴铁城主持,举行联席会议,就“和谈”问题交换了意见。孙科在报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时说,此事已经研究多次,大家一致认为:一、应在平等地位上进行和谈,中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二、依照国际准则,内战不存在著「战犯问题”。三、对政治体制的谈判,不外下列范围:(一)联合政府形式;(二)邦联或联邦政府形式;(三)隔江分治形式。并说,后两个方案“如果能够尽善尽美,都可以招致长治久安之局”。李宗仁原来就是主张“隔江分治”的,因此对孙科提出的观点,“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样,孙科于28日就回到了南京。

  这时,李宗仁又打算“致力促蒋出国”。在这之前,张治中与司徒雷登在南京有过多次接触。他们都感到“蒋在溪口操纵一切,实为南京政府进行和谈的障碍”,主张“劝蒋出国一行,以便李宗仁得以集中政府权力,推行其企求和平的政策”。后来,张治中和李宗仁商讨过此事,都表示同意。因此,3月3口,张治中和吴忠信乘飞机抵奉化,来到溪口。蒋介石同他们寒喧几句后,就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是来劝我出国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他们迫我下野是可以的,要迫我亡命就不可以。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几句话就把张、吴的口封住了。

  李宗仁看到促蒋出国不成,便著手改组内阁。正好这时,孙科因“敝誊”蓝妮的颜料案问题提出辞职。李宗仁与白崇禧等商讨后,推举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组阁。何于23日就职,第二天,召集行政院政务会议,重新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等为和谈代表,并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成立代表团。4月1日,代表团飞抵北平,住在六国饭店。当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设宴招待。随后,张治中等一面与李济深等接触,一面与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等联系及访谈,主要就战犯问题和渡江问题,一再交换意见。但是,李宗仁的主观愿望,还是坚持解放军不渡江,让南京政府盘踞半壁江山,徐图后计。这样,不得不将正式和淡时间推延。直到13日晚9时,才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了第一次和谈会议。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黄绍将《协定》最后修改案带回南京后,李宗仁在备战和谈的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告诉黄绍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到北平去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各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但当时白崇禧已作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这对李宗仁又是一个制约,他不可能批准代表团在《协定》上签字。

  4月20日午夜,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最后期已经到了。21日,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合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时,李宗仁更加慌了手脚,一筹莫展。第二天,只好会同白崇禧等飞往杭州,与幕后操纵局势的蒋介石会晤。行前,他与白商议,要同蒋介石“摊牌”:在中共大军渡江以后,蒋、李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要么蒋复职,李出洋;要么蒋出国,让李拥有指挥政,府的全部权力。可是,当李宗仁一到杭州,蒋介石就拿出一份电稿说:“这是一份通电,准备由我们两人联名发出,声明共产党毫无诚意,和谈已经破裂,中国国民党政府昭告内外,将继续作战到底。”他不料蒋有此一手,就转弯抹角地说:“我是为和谈而来的,如果继续作战,最好还是总裁复职。”蒋那时注意到美国人的态度,无意复职,便拍著李宗仁的肩膀说:“和谈由你负责,战争也你负责。请你免为其难,毋萌退志。”李宗仁无可奈何,悻悻然飞回南京。

  李宗仁返抵南京的当晚,城里已经是一片败退景象。他想到屡屡遭到蒋介石的暗算,不觉百感丛生,即与左右亲信商议,决定同蒋分道扬镳,各行其是。第二天,他乘“追云”号专机飞往桂林后,接连数晚,与广西军政要员聚于私邸谈论时局。他们认为,失败已经注定。蒋介石必然凭借优势的海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时,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一些军政头目联名向李宗仁提出:“广西省内尚和平稳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然而,李宗仁要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必须得到白崇禧的支持。4月18日,他派程思远专程去武汉,接白崇禧到桂林商事。自一见程思远,就指责李宗仁“庸而好自用”,一误再误,“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经程苦劝,才同意回桂林。可是,“cc”派的一些死硬分子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想方设法利用白崇禧来约束李宗仁,使其成了分道扬镳的阻力。后来,在白崇禧等人的压力下,李宗仁被迫前往广州。5月21日,他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号召“反共到底”,在政治上又一次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在军事上,提出把汤恩伯部凋往大庾岭一线,与解放军决一雌雄的部署。结果,上海解放,长沙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通往广州的大门已经打开。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关系又一次恶化。

  这时,美国政府又一次乘虚而入。4月20日,克拉克专程飞往桂林,希望李宗仁与蒋介石分清泾渭,独树一帜。李宗仁到了广州,克拉克又对他说:“美国政府非常奇怪,为什么在中国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再没有别的有政治影响的组织,如果有一种第三势力存在,美国必乐于出面援助!”鼓励李宗仁出面组织所谓“第三势力”。他碍于自己代总统的地位,不好出面,便在幕后策动,捧出前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组织了一个所谓“自由民主大同盟”。但出笼不久便做鸟兽散了。

  11月间,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部队彻底溃败,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也就随之而消失。11月20日上午,他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当天就住进太和医院休养去了。此后,他又严辞蒋介石派出的几伙说客们的劝告,于12月5日由香港飞往美国,医治胃溃疡。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李宗仁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盎格鲁林镇定居。从此,开始了他为期十六年的漫长的流亡生活。

  1965年7月18日上午7时许,李宗仁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乘搭波音707客机,从卡拉奇飞回了祖国。

  这起轰动整个世界的历史事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现,前后几乎经历了十年的漫长时间。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的二十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4月23日,在八个国家的代表团总联席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声明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李宗仁在报上看到周恩来总理的声明,深感兴奋。他认为,周总理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同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鲜明地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美国政府是没有权利来干涉的。”这是自1949年以来,李宗仁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随后,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程思远,先后从香港五上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李宗仁回归祖国进行准备。在这期间,他通过程思远的往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叶落归根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遵照周恩来总理深谋远虑的安排,离美赴欧旅游。当他从纽约机场一上飞机,联邦调查局的两名高级侦探就形影不离地跟踪上了。但在四个多月的旅游期间,两名侦探弄得精疲力尽,并没有发现李宗仁任何可疑行动。到了苏黎世,两名侦探便跑到日内瓦寻欢作乐去了。这时,程思远赶来与李宗仁会晤,传达了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再回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12月22日,他又如期返回美国。

  1965年3月间,周恩来总理根据国内外形势,果断作出决定: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了。6月13日,李宗仁再次离美飞欧。7月21日下午2时,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思远搭乘道格拉斯式客机飞离苏黎世。当晚,蒋介石密令其驻卡拉奇的特务机构,要暗杀李宗仁一行。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也收到了从北京发出的急电。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令:要万无一失地保证李宗仁一行的生命安全。13日凌晨,李宗仁所乘坐的道格拉斯式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刚一降落,一辆巴基斯坦保安部的警车,立即把他们接到了中国大使馆。蒋介石的暗杀阴谋破产了。

  7月20日,李宗仁一行经广州、上海,到达北京,受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一下飞机就宣读了自己的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逝世。著有《李宗仁回忆录》。

编辑:蒋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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